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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富:用“看见”和“熬过”跨过中等收入和修昔底德两大陷阱

未来5-10年,中国的表现或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亮点。中国能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解决现有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和空间在哪里?就此问题,时代财经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两大变量:疫情、中美关系

“疫情和中美关系是影响2020年经济和金融运行的主要变量,且在明年和中长期影响经济运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表示。

陈道富认为,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疫情发生后,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发生了快速分化。第二阶段,不论是风险资产还是避险资产,几乎所有种类的金融资产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快速下跌。第三阶段,金融市场止住了快速下跌的态势。随着疫情的不断演变,金融市场甚至出现了一定的恢复。

“金融市场的调整,反映了市场主体基于对疫情影响的预期而作出的不同评估;而疫情对实体经济可能的冲击,最终都将通过金融市场价格震荡反映出来。这是金融市场反映现实世界并引导资源配置的最重要方式。”

上半年,为应对疫情引发的经济停滞,货币当局采取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推出各种结构性工具和直达实体经济工具。6月末,M2与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分别增长11.1%和12.8%,明显高于2019年同期,普惠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贷款利率均降至历史新低。

随着疫情的缓和,我国短期工业生产恢复较快,部分行业已经接近生产能力;需求逐步恢复,除部分深受疫情影响的餐饮、住宿交通等,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今年支撑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力量,逐步从政府基建投资、房地产,开始向出口和常态化消费转变。

“显然,目前的金融政策已很好地发挥了‘止血’和‘输血’的作用,未来还需要在‘造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除了疫情,影响2020年经济和金融运行的另外一个主要变量就是中美关系。“美国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消除,提供了一段难得的相对确定的调整期。”陈道富表示。

近些年,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失业率、高债务风险(“三低两高”)的局面,各国缺少积极的结构性改革动力,普遍采取货币财政等需求侧工具缓解矛盾。在危机和疫情中,更是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大多数发达国家长期国债滑入负利率区间,变相“直升飞机撒钱”。

“目前来看,全球货币多元化的趋势仍然是未来的主流,美元较大概率处于相对贬值周期,各国减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仍是重要诉求。”陈道富认为,未来5-10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时机。人民币继续国际化具有市场基础,国际环境在一定程度也是支持的。

“经过近些年的发展,人民币在跨境使用的便利化程度、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在汇率自由波动等方面,做了更好的准备,具备成为更好的国际货币条件,打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是进一步推人民币国际化的难得时期。”

陈道富同时指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谨慎,一方面,未来国内国际环境比较复杂严峻,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货币的国际化应是跟本国的综合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相适应的水到渠成的结果,过快过慢都不利于本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看见”+“熬过”跨越两大陷阱

陈道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是中国经济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我们现在还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但是由于我们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所以一不小心就碰到了老大和老二的问题,又提出了一个修昔底德陷阱问题。”

陈道富认为,我国正面临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原有经济增长模式弊端暴露越来越充分,越来越不可维持,以产能过剩、结构失衡、高负债率和成本上升等不同方式在不同层次上呈现,甚至以经济、金融风险的形式暴露。新技术和产业、消费升级带来的新经济增长动力还比较弱小,且对人们的观念、旧的业态、模式和微观主体的冲击尚未完全消除,转型还处在以“破”促“立”阶段,尚未完全转向以“立”带“破”阶段。

最核心的问题是,原来的增长方式把很多的机制和资源锁定了,如何才能跳出这种路径依赖,转向真正的创新?陈道富的答案是:“看见”+“熬过”。

“首先要看见,看不见就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是赌,都是信仰,都是迷信,所以看不见是谈不上抓住机会的。”

当前宏观调控的特殊性在于,除了短期因素引发经济波动外,多种长期力量同时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技术的重大变革正在深刻改变经济社会运行的“技术背景”。这是一个范式的变化,背后是整个的理念、思维框架、运行逻辑、运行动力,都在发生变化。

陈道富认为,未来5—10年,大概率会是世界大变革时期。在相对困难时期,“熬过”的韧性更为重要。我国的大国经济和韧性会相对具有优势。中国特色的体制在“熬过”时期会有一定的相对优势,非市场力量在极端困难时期,会发挥“超越周期”的力量。

陈道富认为,现在提出“双循环”概念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应对当前内外部环境的一个战略选择。“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严峻环境的战略选择,也是前些年战略部署的延伸,强调以我为主,强调自我成长,为我所用。”

陈道富认为,面对当前的国内外环境,强调内循环的主体作用,与前些年提出的扩大内需战略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当前外部环境更加严峻,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更大力度、更有效率地保持与各国的经贸联系,不仅是货物商品,也包括各种服务贸易。

“我国需要,而且也只能在更深地融入全球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中国内需循环的有效性。内需循环的有效性,以更深融入全球大循环为依托;只有两者相互促进,才有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

陈道富认为,实现国内大循环主导的双循环,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畅通国内循环。其中,关键是找到被社会广泛认可的自我价值,即遵循“初心”。这是活的生命系统的“魂”。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创新、有为政府的跨周期调节,是畅通国内循环的关键。用市场化的方法实现连接和适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要素、产业等供给体系可以及时、灵活和有效地响应市场需求。用融合的方式涌现内在规则,通过改革和创新,解除观念、制度、政策和供给上的不必要的自我约束和现实制约。

陈道富认为,从更有效促进内循环效率上,同样重要的是在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合问题上,如何让金融和实体经济产生内嵌式和自我成长式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如何把金融嵌入到经济产业的自我成长和经济运作的各个环节中。“这个过程可以充分借用现在新兴的金融科技手段。”

数据和技术再造金融

陈道富认为,数据和技术本身并没有价值和力量,后者是在使用中被赋予的和显现的。数字金融实际上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金融结合后,形成了新的业态,业务和模式,是金融的再造。金融的机构、业务和市场的边界、形态发生巨大变化,金融系统的复杂性特征更突出,变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开始隐于日常生产生活中,数据和规则开始成为推动金融演化的关键因素。金融风险的形态和传导也出现重大改变,非线性和自我实现特征更明显。

陈道富认为,数字金融能带来三个重要变化:一是边际成本大幅降低,包括触达、处理和操作成本。二是降低甚至消除信息不对称,广泛利用人类已有的研究成果。三是内嵌到生产生活,参与人的认知和行为过程,出现强的反身性特征,传统熟人社会的治理方式获得了现代化表达。“数字金融将现实世界映射到数字空间,极大降低了配对和处理成本。现实与数字的接口,以及数字空间的处理,是其中的关键节点。”

银行是传统金融的重量级选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在极大冲击我们对银行的理解。陈道富认为,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开放银行是未来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过去,我们将银行理解为一个场所。传统银行往往以线下渠道开展业务,尤其依赖物理网点。未来,开放银行将是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银行在功能定位和服务形态上将被重新定义。”

从技术的角度,可以将开放银行理解为一种平台,利用开放API等技术实现银行与第三方机构间的数据共享、银行服务与产品的即插即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用户通过银行APP,既能享受到安全、专业、便捷的非接触式金融服务,还能进入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从客户的角度,可以将开放银行理解为一种服务平台。第三方机构充分介入,利用“银行功能”再开放各类产品和服务。客户足不出户,便能随时随地享受银行的服务。

“开放银行推广后,不仅将会改变单个银行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且会冲击整个银行业的组织模式,银行可能不再是一家一家独立机构,而是以某种平台组合而成的形态。”陈道富表示。

需要注意的是,金融科技的发展,改变了金融的实现手段和可及空间,但并没有改变需要规范和调整的金融关系——不同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普遍信任”。

“数字金融中的行为,表现为各种模型和机器学习,相互之间的合作表现为各种接口,如API等。传统的行为监管,也需要因此转换为对模型、机器学习和各种接口的规范性要求。”陈道富认为,在金融科技的发展中,金融监管的重点仍然在于场景应用中的“人”(自然人、法人和“人工智能人”)的权利义务,而不在于数据记录和技术实现的具体手段。

“金融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资源在时空上的再配置。金融监管则是平衡再配置过程中的各主体权利义务和能力的平衡。面对金融的技术重构和更复杂的市场化的生命系统,监管部门的风险管理可能需更谦卑,更多提升和改变自己。”陈道富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