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支行“关门潮”仍在持续

曾经作为抢占金融“最后一公里”而大受追捧的社区支行，如今却频现关门谢客的尴尬境地。新年伊始，5家社区支行拿到监管批准的终止营业许可，而2019年，“消失”的社区支行达到640家之多，相应的只有192家获批开业。在北京商报记者的走访中，客流冷清也是社区支行的普遍现状。分析人士指出，运营成本高、定位尴尬是社区支行频现关停的主要原因，不过，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社区支行仍具有发展空间。

640家关门谢客

社区支行“关门潮”仍在持续，进入2020年仅寥寥数日，已有5家社区支行即将关停，包括青岛银行济南永大明珠社区支行、济宁银行济宁科苑路社区支行、德州银行庆云北海社区支行等。5家社区支行的终止营业申请相继获得当地银保监局或者分局的批准。监管层同时要求这些社区支行妥善处理好善后事宜，并做好对客户的宣传解释工作。

上述5家支行只是社区支行密集关停的一个缩影。根据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平台的数据显示，2019年1月1日-12月20日，退出的社区支行达到640家之多，而同期获准开业的社区支行只有192家。对比来看，社区支行关停数量是新开业数量的3.3倍，“进少离多”趋势明显。

640家，相当于每天都有1.7家社区支行在退出，而部分银行还出现一次性关停10余家的情况。例如，2019年1月，江西银保监局批复了江西银行南昌广州路支行等17家机构终止营业的申请，其中包括江西银行南昌青山路、南昌和苑等12家社区支行。同年5月，北京银保监局对光大银行北京紫金长安、天兆家园等13家社区支行终止营业的申请予以批准。

在上述终止营业的社区支行中，以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为主，也不乏国有银行的身影，主要包括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恒丰银行、广发银行、长沙银行、江西银行等。

所谓社区支行是支行的一种特殊类型，定位于服务社区居民和小微企业的简易型银行网点。根据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查询，截至2020年1月8日，全国持牌社区支行共计5598家，另有1479家社区支行退出运营。

中信银行高级技术经理马超分析称，社区支行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在五年前处于广泛铺设网点的高峰期。不过随着国内通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互联网加金融的趋势创造了比之前线下网点高得多的价值，也让部分社区支行形同“鸡肋”，所以银行频繁裁撤社区支行，未来这一关停潮还会持续。

门庭清冷

作为打通金融“最后一公里”服务半径的新型网点，社区支行曾被寄予厚望，一时间风光无限。2013年，商业银行掀起了成立社区支行的热潮，以期下沉社区挖掘客户，更有银行抛出了建设1万家的豪言。然而好景不长，在互联网金融等多重浪潮的冲击下，社区支行热度降低，频现退出运营的窘境。

1月8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北京地区多家社区支行，在某股份制银行社区支行，一进门便看到该行理财产品推介广告，“银行理财，91天4%”“新客理财，4个月参考收益率4.35%”等。目测20-30平方米的网点内，有一名工作人员及一名安保人员，摆放着一台ATM机，还有办卡机等设备。在记者停留的十余分钟内，该网点只有两名老年客户办理理财或存取款业务，客流量不大。“平时上午办理业务的人数会多一些，下午人数相对少点。”该支行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该网点主要以老年客户居多。

该工作人员还介绍称，网点于2013年开业，每天有3-5人在岗。与其他社区支行不同的是，该支行还专门为客户推出了1-2款社区支行理财产品，年化利率与新客理财相当。不过，“由于没有柜台现金业务，如果需要办理取现业务，每日取款就是ATM机的限额2万元。”

而在另一家股份制银行社区支行门外，已经贴出了2月1日将停业的通知，引导客户前往附近的一家支行办理业务。关停的原因是：根据该行北京地区网点规划。

在一家城商行社区支行里，北京商报记者午间停留了约半个小时的时间，但仅有一名安保人员在网点内，并无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得知，午间是工作人员用餐时间，因此无人值班。记者停留了一段时间，也未见到客户来办理业务。

社区支行频现关闭、客流冷清的背后，是运营成本过高、定位尴尬的现状。邮储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卜振兴认为，社区银行的运营成本包括：租金、人工、水电费等，大概一年需要100万元左右，产生的收益远不能覆盖运营成本。同时，目前除了部分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年客户去柜台办理业务，大部分的银行客户都可以通过手机银行办理各项业务。所以，社区支行门可罗雀，成本支出高、回报收益小，自然无法维持生存。

中国银行业协会研究部副调研员王丽娟表示，社区支行定位不明确，缺乏核心竞争力。社区支行不能办理现金业务，经营范围相对狭窄，单靠辐射周边小区或小企业客户很难实现盈利。同时，社区银行主要体现在理财产品问询及售卖上，定位较为尴尬，盈利能力差，竞争力明显弱于综合性网点。

线上拓展突破服务壁垒

事实上，不只社区支行，在线上渠道的冲击下，银行整体的网点数量也在减少。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2020年1月1日-7日，已有至少20余家银行支行终止营业的申请获得监管批准。从2019年半年报中也可看到这一趋势，例如，工商银行在2019年上半年减少31家营业网点，交通银行在这一期间减少了65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银行的离柜率也在不断提高。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2018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离柜交易金额达到1936.52万亿元，离柜率达到88.67%，较2017年末提高约1.1个百分点。

尽管昔日风光不再，但这并不意味社区支行网点就可以完全被取代。银保监会1月3日发布的《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优化社区金融服务，鼓励银行机构采用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延伸服务网络，为社区企业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在当前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监管一直在推动多层次金融供给体系的建立，社区支行作为服务社区居民和小微企业客户的载体，未来仍有很好的发展空间。”王丽娟表示，关键是要积极融入场景，深挖客户需求，同时要积极运用金融科技，做好线上线下服务的协调配合。

在金融科技推动下，社区支行转型已经迫在眉睫。卜振兴认为，社区支行未来仍然有发展的空间，关键是如何找准定位。未来要发展社区支行，一方面要融入社区，充分利用社区支行灵活、贴近客户的优点，挖掘客户需求，除了传统的代办、存贷业务，还要提供其他有差异性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在功能定位有差异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网点的协同优势，服务社区;此外，还要重视网点布局规划，建立和完善奖励机制，要让商业银行的触角深入社区，挖掘客户资源等。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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