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讯：国泰君安：70年代逆全球化中英美产业政策的应对

摘要

1.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和石油危机打断了战后全球化的进程。战后英美发达工业国家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国际贸易中赚取经常账户盈余;另一方面利用国际地位和贸易优势压低石油等资源品价格，促进本国工业发展。20世纪70年代，在长期宽松的政策背景和战争因素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石油危机冲击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英美工业国再难从全球化中获益，全球经济增速中枢下移，世界迈入逆全球化进程。

2. 逆全球化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和资源品价格上涨加剧供给侧冲击，经济出现失业高企、经济衰退、能源危机三大难题。20世纪70年代兴起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资源品价格不断上涨更造成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二者共同加剧了供给侧的冲击，导致70年代各工业国经济失速，失业率中枢被显著抬升，与此同时，能源危机中，资源国把守能源，对工业国生产和国家安全也造成了威胁。

(资料图片)

3.面对三大困境，英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如下产业政策进行应对：

1)为传统产业提供贸易保护以稳定就业。传统产业是就业的基本盘和民生的根基，70年代英美难以维持贸易优势，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内部制造业岗位流失，美国在钢铁和纺织行业设置非关税壁垒以稳定国内就业。

2)为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提供研发支持以寻求增长。美国着眼于半导体的发展，在70年代不断提升对半导体等高新技术研发项目的投资增速，英国则聚焦于基础科学研究。

3)为能源产业补短板以确保安全。在传统能源上，一方面，英美都各自鼓励建设国内的石油企业，美国以举国体制追求能源独立;另一方面，大力增加石油战略储备。同时，不断探索开发新能源。

4)通过减税降费和放松市场监管以刺激生产积极性。面对供给侧问题，一方面美国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都采取减税的方式促进生产端复苏;另一方面英美都鼓励自由市场，70年代起美国就开始收敛过大的反垄断力度，而撒切尔夫人任期的英国也进行了国企的私有化改造。

正文

1. 70年代全球化进程被中断

二战后在长期相对稳定的世界局势下，全球化蓬勃发展：英美等主要工业国家构建起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一方面在国际贸易中赚取外汇和经常性账户盈余;另一方面利用国际地位和贸易优势压低石油等资源品价格，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直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进程才被打断：一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各发达工业国汇率大幅度波动。由于战后各国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需求侧政策，长期的宽松政策使美元再难维系与黄金的固定比价。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美元衡量的黄金价格开始不断攀升;其他主要贸易国家(如：英国)的主权货币汇率也开启了大幅贬值，在整个70年代大幅波动。

另一方面，资源国爆发战争，引发全球石油危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英美等工业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引发阿拉伯强烈不满，各石油输出国开始对工业国减产禁运，导致欧美油价暴涨，催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1974年)。在此期间，原油价格由3.0美元/桶涨至11.7美元/桶，涨幅达290.0%;1978年底“伊斯兰革命”于伊朗爆发导致石油出口中断，再次打破当时全球原油市场上脆弱的供求关系，致使油价在1979年开始暴涨，第二次石油危机(1978-1980年)由此发生。世界石油价格由 1978 年平均14.0 美元/桶飙升至 1980 年36.8美元/桶的峰值，涨幅达207.0%。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石油价格发生“阶梯式”的大幅跳跃。

7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增速中枢下移。各主要工业国家长期受益于联手压低的石油价格，因此石油危机的爆发对其造成巨大的供给侧冲击。一方面，供给侧的冲击直接导致经济潜在增速下移;另一方面，各国长期奉行的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侧管理政策在供给侧受冲击时导致通胀高企，为了降低恶性通货膨胀，以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纷纷采用货币主义的思路严格限制货币总量，最终在70年代末为降低通胀间接造成了经济增速下移。于是在经历70年代后，全球经济增速中枢较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出现明显下移。当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不稳定、国际贸易局势动荡，英美等全球化的推手再难从国际贸易中受益，且全球化依赖的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局势已经不再，全球化便逐渐停下了脚步，取而代之的是长达20年以新贸易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时期。

2. 逆全球化抬头，经济出现三大难题

2.1 逆全球化抬头，加剧供给侧冲击

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的崩溃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受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和石油危机的影响，二战后由英美等发达工业国家建立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受到剧烈冲击，英美等工业国作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已经再难从国际贸易中获利。因此，战后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国家转而兴起“新贸易保护主义”，全球贸易总值占GDP比重开始停滞。根据CEPII的测算，一度不断提升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占比也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开始了长达20年的停滞。

逆全球化潮流中，资源品和避险资产炙手可热。在发达工业国主权货币贬值、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逆全球化时代，资源品具有储备的必要和投资的价值，黄金等避险资产也变得炙手可热。具体而言，避险资产滞后于资源品，价格走势先涨后跌。而逆全球化期间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资源品价格上涨，则对全球供给端进一步造成冲击，最终引发70年代全球“滞胀”困境。

2.2 出现经济停滞、失业高企、能源危机三大难题

逆全球化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冲击了全球化时期建立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资源品价格上涨进一步抬高了生产成本，二者共同造成了对各工业国供给端的剧烈冲击，引发了失业高企、经济停滞、能源危机三大经济难题：1)供给侧的冲击降低了潜在经济增速，造成经济停滞。受供给侧冲击影响，英美德日等国在70年代纷纷出现经济失速的情况。2)经济停滞与收紧的总量政策共同导致了失业的高企。为了对抗通胀而收紧的货币政策对萎靡的经济进一步产生拖累，两次石油危机期间英美国家的失业率中枢大幅抬升。3)石油危机期间工业国能源紧缺，限制生产、影响生活，更危及国家安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英国保守党希斯政府曾因能源窘迫，推行“三日周”，要求自1974年1月1日起，商业用电只能集中在三个特定的连续消费日，并禁止在这些日子里延长单日工作时间，严重影响了生产和生活，导致在1974年3月的大选中票选失败;此外，资源国以能源对工业国的要挟，扭曲了工业国的外交政策：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西欧开始从亲以色列转向更亲阿拉伯的政策，英国以及欧洲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不再允许美国使用英国基地和塞浦路斯向以色列空运补给品。

3. 英美的产业政策应对

面对供给侧受冲击引发的三大难题，仅靠需求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效果较弱，英美两国在产业政策上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为传统产业提供贸易保护以稳定就业、为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提供研发支持以寻求增长、在能源产业方面补短板以保证安全。此外，放松对自由市场的监管和减税降费政策也成为促进供给端的复苏的重要手段。

3.1 稳就业：为传统产业提供贸易保护

逆全球化潮流袭来，国际贸易首当其冲。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非关税壁垒为主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其原因一是稳定经常性账户的需要，二是因为传统产业是就业和民生的根基，在失业和通胀齐高的“滞胀”时期，为传统产业提供贸易保护是稳定就业的重要手段。美国在70年代主要的贸易保护政策集中在钢铁和纺织业。70年代第二产业贡献了美国的主要就业岗位，面对难以维持的贸易优势，在重工业方面，1968年起美国对钢铁业开始贸易保护，1968-1978年十年内3次限制日本钢铁对美出口，1976年签订特殊钢进口配合限定。在轻工业方面，在1972年美国与日本签订纺织品贸易协定，1974年又通过《关于纺织品的长期协议》，使美国作为进口国能够实施单边数量限制。

3.2 促增长：为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提供研发支持

逆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的收缩抑制传统产业的盈利，各国布局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寻求新的增长点。美国着眼于半导体的发展，政府大力提升研究与开发投资，带动高技术产业产能提升，试图与日本争夺行业领先地位;而1970年代的英国则是世界上研究最密集的经济体之一，在政府大力推行基础研究，和BAC(航空航天)、ICI(化工和制药)和GEC(电子和电气工程)等企业集团的推动下，高技术产业也得到了大量的支持。

3.3 补短板：支持国内能源产业发展、探索新能源

英美各自大力补全国内能源短板。过度依赖贸易的能源产业成为工业国被资源国“卡脖子”的一环。以美国为例，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从尼克松到小布什的历届政府都在政府报告中多次提及“能源独立”的目标。一方面举国之力支持国内能源产业发展，英国积极开发因为利润较低而长期搁置的北海油田项目，美国则在1977年宣布国家能源计划(NEP)、1980年启动建设合成燃料公司(SFC);另一方面，增加自身能源储备，大力提升战略石油储备。同时，也不断探索核电和其他新能源的可能。卡特政府创建太阳能技术办公室(SETO)和风能技术办公室(WETO)，1972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发计划中还首次加入了太阳能电池板。

3.4 调动生产积极性：减税降费去监管

为解决“滞胀”，70年代末以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主要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纷纷开始营造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以调动企业积极性。具体而言，一方面对企业进行“减税降费”，70年代通胀高企的祸根在于战后各国长期奉行的传统凯恩斯主义推行需求侧管理政策，为了遏制通胀大幅度加税反而严重拖累了经济。美国里根政府上台后采用供给学派的主张通过减税提升私人部门生产效率。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了刺激生产积极型也一改前两届政府的加税政策，将个人所得税基本税率从原33%降至25%;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83%降至40%;将英国公司税的整体税率由1982年的52%下降到1990年的35%，其中小企业的公司税税率从1982年的40%下调到1990年的29%。

另一方面，推行自由化的市场制度，放松对企业的监管。美国方面，1972年最高法院宣布不再接受美国政府部门针对《克莱顿法》(反垄断相关法律)第七章的解释，打断了自1890年《谢尔曼法》开始的反垄断进程。里根政府上台后推行“里根经济学”，关于产业政策的重点也是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英国方面，撒切尔政府顶住工会的压力开始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先后将电信、航天航空、造船、汽车、钢铁、电力、供气供水等国有垄断企业的股票出售给大众。并且放松行政管制，取消石油、邮电通信等行业的垄断，取消物价管制、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等，为市场自由竞争提供充分的制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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