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中的中华文明

西夏文刻本《论语》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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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木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合本续》 资料图片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译经图》 资料图片

西夏文是宋辽夏金时期西夏王朝创制的文字，记录西夏统治民族党项族的语言。西夏灭亡后，党项族与其他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于明清之际消亡，融入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之中，西夏文便成为无人能识的死文字。20世纪初以来，在内蒙古黑水城遗址，甘肃武威、敦煌，宁夏贺兰山等处陆续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文献。百余年来，国内外专家不断解析文字，译释文献，取得了巨大进展，催生了西夏学的形成和发展。西夏文及其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明元素，揭开西夏文密码，寻根探源，认真梳理、发掘，展示其中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意义深远。

借鉴汉字创制西夏文，翻译典籍弘扬中华文化

西夏文是西夏立国前仿照汉字创制的，与汉字一样，属表意性质的方块字，由横、竖、点、拐、撇、捺等笔画构成，自上而下成行，自右而左成篇。其文字构成受到汉字“六书”影响，有规律可循。《宋史》记载西夏文“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八分体是汉字隶书体的一种形态。乍一看西夏文文献，和汉文极为相近。在少数民族古文字中，西夏文是最接近汉文的一种。

西夏文创制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翻译汉文著述，在西夏传播中华文明的精粹。据文献记载，西夏文创制后，便“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所谓“蕃语”即指西夏语。西夏始终从中原地区源源不断地吸收中华文化。第二代皇帝毅宗向宋朝“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宋朝赐予的《九经》包括《易经》《书经》《诗经》《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为中华文化中重要儒学经典的总汇。西夏早期重视儒学可见一斑。而宋朝也乐得赐予，这既是友好往来，又可对属国进行教化。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可知，西夏时期翻译了多种儒学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等都有西夏文译本。此外还翻译了史书《十二国》《贞观政要》，兵书《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将苑》，类书《类林》等。

西夏人不仅翻译、学习儒学经典，还能应用于实践。如在汉文和西夏文对照的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就有审理案件时引用《孝经》的内容。西夏仁宗时期的宰相斡道冲是一位党项族儒学大师，他不但翻译中原地区的《论语注》，还加以发挥阐述，撰写论语解义二十卷，名为《论语小义》，卓然一家。他又通晓《易经》，著有《周易卜筮断》。可见西夏文起到了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桥梁作用。

有的汉文典籍译为西夏文后，在中原地区此种文献却失传了。保留下来的西夏文本就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如《孝经》有多种注本，其中宋朝吕惠卿所注《孝经》就未能传之后世，西夏文本《孝经》则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吕注《孝经》，可据此重拾遗珠。《类林》是唐代的一部重要类书，分类记古人事迹，以儒家思想作褒贬。西夏时期《类林》被译成西夏文，并刻印出版。此后中原地区汉文本《类林》失传。西夏文本《类林》的出土，使后人得以重见《类林》原本内容，补充了阙失。

记录西夏历史文化，赓续中华文明

西夏不仅在创制文字初期就翻译了中原地区的词典鼻祖《尔雅》，后来还仿照汉文经书小学类典籍编纂西夏语的字典、辞书和蒙学著作。如西夏文《文海宝韵》兼有汉文《说文解字》和《广韵》的特点。西夏文《五音切韵》则参照了中原地区等韵的韵图和韵表。西夏文《碎金》模仿汉文《千字文》，将1000个不重复的西夏常用字编成了五言诗，描摹西夏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景。西夏文《三才杂字》也仿照中原地区蒙书，分门别类地编排西夏语常用词语。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番汉合时掌中珠》，书中序言明确提出“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明确主张民族间要通过掌握不同语言，深入交流，和合共处。书中分类编辑西夏文和汉文对照词语，每一词语都有四项，中间两项分别为西夏文和相应意义的汉文，左右两项分别为中间西夏文和汉文相应的译音字。这是一部精心编纂的党项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工具书，也是最早的双语双解四项词典，在辞书编辑、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中华文明增光添色。

西夏还受《尔雅》影响，编纂了大型西夏类书《圣立义海》，分门类地记录西夏自然状况、社会制度、生活习俗以及伦理道德等词语，每一词语下有双行小字注释。还编纂了西夏谚语《新集锦合谚语》，共收364条谚语，每条谚语由字数相等的上下两联句子组成，内涵深邃，富有哲理性、教化性。

西夏文化典籍，既借鉴吸收了中原文化典籍中的优秀成果，赓续了中华文明，又显示出民族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

继承中华法系，效法中原社会文书

在已发现的西夏文世俗著作中，全面反映西夏法律、社会的西夏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最引人注目。此法典共20卷，150门，1461条，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部综合性法典。因记载西夏社会的汉文资料十分稀少，西夏往往被称为“神秘的王朝”。《天盛律令》是记载西夏社会最全面、最集中、最重要的典籍，为西夏历史、社会的研究开创了崭新局面。《天盛律令》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中原王朝成文法《唐律疏议》和《宋刑统》的重大影响。此法典既取法中原王朝法典之长，又依据西夏实际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为中华法系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此外还有西夏文写本《亥年新法》《法则》，以及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等法律著作。

出土的西夏文献中还有大量的户籍、账册、契约、军籍、告牒、书信等社会文书，约有1500余件，比敦煌石室所出经济文书的数量还多。这些文书多仿照中原地区相关文书的程式，如契约包括立契时间、立契者姓名、契约内容、违约处罚，最后有立契者、证人等签名画押。这些反映西夏社会实际状况的原始资料，对研究、认识西夏社会具有极高的价值。其中有的文书还有特殊的文献价值，如西夏文军籍文书记载了基层每年登录军人及装备的具体状况，是中国古代保存至今的军籍文书实物，有特殊的文献价值。又如西夏文的户籍和契约中都记录了西夏时期不同民族通婚的事实，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见证。

出土的西夏文献中还有移植或参考汉文医书的医方。源于中原历法的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的历书，则连续80多年，是中国历法史上鲜见的历书原件。

传承中华科技成果，弘扬中国活字印刷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宋朝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毕昇发明和使用活字印刷的实况，但活字印刷实物没有传承下来。前些年，一些国外的专家质疑中国活字印刷的发明，也往往以此为口实。

在出土的西夏文印刷品中发现了多种西夏文活字版实物。如在甘肃省武威市发现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具有早期泥活字印刷的诸多特点,是泥活字印刷品。在宁夏贺兰山方塔中发现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九册，除版面有木活字印刷特征外，在文中标示页码的汉字中，形近的字如“二”“四”等有倒置现象，系活字印刷中不经心错排所致，更能确认为活字印刷品。在黑水城发现的文献中还有西夏文“活字”二字。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的面世，确认了与宋朝同时的西夏不仅效仿中原地区的泥活字印刷，还进一步成功使用了木活字印刷，为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提供了确凿证据，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肯认，维护了中国首创活字印刷的地位，突显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翻译汉文大藏经，译介藏传佛教经典

西夏所辖领土为宋朝旧地，有信仰佛教的基础。在同时期的宋朝、北部的辽朝和西部的回鹘、吐蕃都信奉佛教的氛围下，西夏也在境内大力推行佛教。西夏立国前后曾6次向宋朝求取汉文《大藏经》。另外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以宋朝所赐《大藏经》为底本，翻译成西夏文大藏经。西夏皇室聘请高僧，组织译场，开启大规模的译经事业。期间惠宗皇帝和皇太后曾亲临译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一部出土于宁夏的西夏文佛经中，存有一幅珍贵的译经图。其中用西夏文标识出上部主译者白智光及助译者的姓名，下部标识出皇帝、皇太后的名称。中国自佛教传入后，历朝不断开设译场译经，但保留下译经图的只有西夏这一幅。《西夏译经图》形象地展示出中国古代译经的场景，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据西夏文献记载，西夏自第一位皇帝元昊称帝当年开始译经，经过53年时间，历经四代皇帝，共译3579卷佛经，形成《西夏文大藏经》。

已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佛经为最大宗，共有400余种，数千卷册。其中除汉传佛经外，还有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经典。西夏任用藏族僧人与党项族、汉族高僧共同翻译藏传佛教经典，第一次将藏文经书翻译成另外一种民族文字。

西夏时期翻译、传承汉文《大藏经》，请回鹘僧人白智光等主译西夏文大藏经，并译介藏文佛经，这种多民族的融通合作，交相辉映，是中国多民族文化密切交流、共同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写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从侧面显示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总之，从西夏文及其文献可以看到，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内涵。由此还可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光辉灿烂，源远流长，泽被民族地区，在各民族中不断凝聚认同，弘扬发展，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资源，彰显着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作者：史金波，系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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