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垃圾分类：如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本报记者 李 禾

要加快分类设备研发和功能开发，推进传统“人+桶”模式向“机+桶”的“智能回收+人脸识别”模式转变；通过数字化技术打破数据孤岛问题，挖掘出数据潜在价值，为决策等服务。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垃圾分类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避免“垃圾围城”的有效途径，也是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住建部不久前表示，力争到今年底前，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覆盖率达90%以上，2025年底前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当前，我国垃圾分类实施情况如何？科技能为垃圾分类提供哪些助力？6月初，记者对相关专家进行了采访。

297个城市已全面实施

为更好解决城市垃圾问题，2019年，我国全面启动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我国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了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据住建部公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深入推进，297个地级以上城市已全面实施垃圾分类，居民小区平均覆盖率达到82.5%，人人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正在逐步形成。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全面推进，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垃圾日处理能力达到53万吨，焚烧处理能力占比77.6%，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实现较大幅度的提升。

同济大学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教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各城市实施垃圾分类工作出现了三大变化。一是思想认识逐步统一，垃圾分类这件“小事”被当成是事关人民福祉的大事推进，2019年以后，各地政府不断加强立法，基层社区、乡村上下联动共同推进垃圾分类；二是分类标准基本形成，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出台了四分法、三分法，基本实现了垃圾的“干湿分离”；三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根据住建部的计划，今年将进一步推进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补齐中西部地区焚烧处理短板。

我国在垃圾分类方面涌现了很多好模式。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万科公益基金会在今年4月联合发布的《100城市垃圾分类指数(GSI)评价报告》，青岛、深圳、上海、苏州、南京等城市均表现优异。

在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铁路小区，厨余、可回收、其他、有害垃圾4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整齐摆放着。为避免雨水进入，垃圾桶上面有屋顶，每个桶后的图说上罗列了每个桶内可丢弃哪些类型的垃圾。为激发居民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小区设置了“红黑榜”。小区业委会主任马明森说，垃圾分类做得好，可奖励一定期限的免费停车。如果错误分类超过两次，会在小区业主群内被公示。“这办法特别出效果，分类正确率一下提高了30%。”马明森说。此外，志愿者服务队也是小区开展垃圾分类的重要力量。

“不好好垃圾分类，我们都不好意思出门了。”该小区居民王爱娥说。

青岛市副市长解宏劲说，青岛在全市设置了垃圾分类宣教中心54座，将垃圾分类纳入校本课程，600名专业的“星火讲师”进机关、进小区、进学校开展主题宣传，市民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98%。青岛市区分类设施、分类收运实现全覆盖，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达1.2万吨。

法规建设还要加快步伐

杜欢政说，通过近年来的垃圾分类工作，可以看到分类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在前期垃圾分类大规模推行过程中，通过宣传教育和指导员在桶前督导，居民初步形成了分类习惯。但受长期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影响，一旦缺少持续性宣传和直接督导，部分地区就出现了干湿不分等问题“回潮”现象。

据统计，福建、河北、山东等20个省、自治区，上海、广州等173个城市出台了垃圾分类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

“尽管部分地区已在探索垃圾分类的相关立法，但法规建设还要加快步伐，在分类实施细则、管理部门职责、奖惩手段等方面加强规范，提高可操作性。”杜欢政说，随着一些新兴废弃物的出现和增多，居民识别和分类的难度加大，因此需要提高分类的准确率；还应加快建设、健全处理体系，部分城市缺少分类垃圾清运车、厨余垃圾处理中心、再生资源处理中心、危险废物处理中心等垃圾中、末端处理设施和场所，使分类后垃圾在末端处理中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混装混运会影响居民垃圾前端分类积极性。”杜欢政强调。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垃圾分类也面临其特有的问题。杜欢政说，大城市垃圾产生量大，收储运和末端处置都需要大量的土地用来建设处理处置中心。但大城市寸土寸金，建设运营成本高。此外，大城市生活节奏快，垃圾精细化分类需要更多时间，传统人工分类模式会影响居民的分类积极性。

对此，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杨宏毅说，住建部将持续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实现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补齐设施短板，推进城市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持续提升焚烧处理能力，不断优化垃圾处理结构。

垃圾分类进入2.0时代

今年5月底，家住北京沁山水南社区的居民惊喜地发现，垃圾分类驿站里新添了智能化桶盖自动开关及除臭设备。这个智能垃圾桶装有人体感应和自动开关设备，在感应到有人进入垃圾分类驿站后，垃圾桶盖会自动开启，并同步喷洒消毒液，实现无接触便捷投放。

杜欢政说，我国垃圾分类第一个阶段是“人+桶”，即督导员站在垃圾桶前，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和投放；第二个阶段是“机+桶”，即智能化垃圾桶。

智能化垃圾桶借助AI技术，可实现人脸识别、自动称重、溢满报警、定时锁止等功能；通过客户端可快速辨别垃圾类型，提高居民垃圾投放的正确性；借助数字化技术，能实现积分管理、二维码溯源、车辆追踪、视频监控及大数据分析等相关基础功能，减少人工成本，提高效率，通过垃圾分类全过程各环节的数据统计，可有效完成垃圾跟踪分析和溯源，为垃圾分类的精细化管理提供支撑。

“‘人+桶’算是垃圾分类的1.0版，‘机+桶’是垃圾分类的2.0版。”杜欢政说，在2.0版方面，深圳为全国做了示范。深圳发挥志愿者之城和科技创新之城的优势，在智慧监管方面实现了小区、垃圾投放点的全覆盖，志愿者深入社区、学校，较好地推动了垃圾分类。

“作为超大城市，深圳生活垃圾分类基本特征是以选择性精准分类为基础，以可回收物规范管理为迭代升级方向，以清洁高效焚烧发电为核心依托，以全过程智慧监管平台为保障。这种先进模式具备在其他超大城市推广应用的良好价值。”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

青岛市也在持续推进垃圾分类的智能化，比如依托城市运管服平台，汇聚垃圾收运线路、处理设施等基础信息，形成垃圾分类“家底一个库”、运行管理“显示一张图”、问题处置“全市一盘棋”。通过智能监控和称重等技术，对4000个投放点实时监测，对268条厨余垃圾分类收运线路、1.3万个收运点位作业情况自动考核，对全市6座垃圾处理园区实行云上监管。

未来，垃圾分类智慧化升级的发力点应该是哪里？杜欢政说，发力点包括智能分类设备的开发、数字化技术的升级、人与技术关系的协调等。

例如，加快分类设备研发和功能开发，推进传统“人+桶”模式向“机+桶”的“智能回收+人脸识别”模式转变；通过数字化技术打破数据孤岛问题，挖掘出数据潜在价值，为决策等服务。

“垃圾分类相关技术的运用还要匹配目标群体的生活状况。比如目前社区环卫工作人员多为老人，在部分农村社区，居民多是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无法掌握垃圾分类数字化技术，这就需要调整技术手段，提高智能设备的使用效率。”杜欢政说，还应加强垃圾分类数据统计与公众分类意识、行为的相关联分析，让垃圾分类智能化技术与居民知识水平、生活方式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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